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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1年9月18日晚，南昌的一场接风宴上，面对举杯相迎的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，周总理突然语出惊人：“俊秀同志，你要敬我一杯，可以，但我得加个条件。”
“什么条件？”刘俊秀顿时紧张起来。
众所周知，周总理非常能喝，论喝酒在党内没几个干部是他的对手。
见周总理亲手从服务员手里接过一瓶茅台，刘俊秀顿时心里打鼓：坏了，周总理不会是一时兴起，想要和我拼酒量吧？这我怎么可能拼得过？
可谁知周总理为自己倒完酒后却说道：“我俩干上这一杯酒，你们江西省就要多外调一亿斤粮食，如何？”
周总理接着趁热打铁：“如果干两杯，那就是两亿斤，我看今天气氛不错，我们干脆连干三杯，你们江西省往外调配三亿斤粮食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刘俊秀一听，顿时愣住了，他在江西主管的就是粮食生产，这三亿斤粮食对江西来说绝对不是个小数目。
更何况江西省今年已经有外调十二亿斤粮食的重担了，若是再加三亿斤，这担子未免太重了些。
刘俊秀
端着酒杯的刘俊秀一时间进退维谷，他低头看着手中的酒杯，只觉得喝也不是，不喝也不是，更不知该如何答复周总理。
为何当时周总理要亲自跑到江西省来要粮食？而刘俊秀又为何会心生迟疑？
这一切，还得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开始说起。
三年困难时期
自1958年夏起，我国的部分地区就开始出现较为严重的旱情，导致云南、东北、长江中下游等地的粮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产。
次年春天，旱情再度袭来，全国十五个省市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春荒，河北和山东等五个省份的耕地更是颗粒无收，出现了缺粮的现象。
当时的农民都还有些余粮，所以还勉强能够靠余粮度日。
可当时间来到1960年，灾情非但没有减弱，反而愈发严重，全国16亿亩耕地中，受灾面积高达9万亩。
根据当时中央的报告记载：该年的粮食与棉花产量跌落回了1951年的水平，油料跌落到了建国初期的水平，工业产值急速下降。
新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和粮食危机，许多地区的百姓因为粮食短缺而普遍地爆发浮肿病，部分省份的农村人口死亡攀升......
农村粮食大幅减产，依靠农村供给粮食的城市也随之开始出现问题。
1960年夏季，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沈阳等一线工业城市的粮食库存告罄，首都北京的粮食供应仅能维持一周。
地处东北黑土地的沈阳只够十天的粮食，位于鱼米之乡的上海更是没有任何粮食库存。
国务院和周总理的对策
1960年年底，经过粮食部的初步估算，预计该年全国粮食收成在2800亿斤左右，相较1959年下降了约百分之15，国内粮食问题将继续加剧。
粮食部立刻将实情，如实汇报给了周总理。
面对严峻态势，周总理火速召开了紧急会议。
与会的除了国务院和粮食部的干部外，周总理还特意把各省市的负责人，以及一些县镇的基层干部都召集到了人民大会堂。
周总理在会上广泛听取了基层干部们的意见，实际了解了地方县市的缺粮情况。
经过充分讨论与集思广益，当年11月14日，中共中央发出了《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》。
要求各地在秋收完毕后抓紧时机，采集和制造代食品，帮助地方群众克服困难、度过饥荒。
同时，《指示》还决定成立以周总理为首的领导小组，负责具体指导这一行动。
1961年初，饥荒继续加重，周总理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先是承认了失误：“我们国务院没有预料到农业上的困难如此之大，这是我们工作上的疏忽。”
接着他又指出了农业危机所带来的深层次影响，铿锵有力道：“现在农业上的困难已经影响到了轻工业材料，进而也影响到了重工业，面对危机，我们必须增产节约、克服困难、度过灾荒！”
周总理绝非空喊口号，增产节约首先就从中南海开始。
按照国务院当时制定的计划，党内男性干部每个月的口粮是28斤。
毛主席带头减到26斤，周总理体格较轻，每月口粮减到24斤，最瘦的刘少奇同志则干脆减到了18斤。
有领袖们带头，从中南海到整个北京城的党政机关都勒紧了裤腰带，每位党员干部都自觉地把粮食定量降了下来。
同时中央也对地方发布了通知，所有城市人口都要凭粮票供应粮食，做到最大限度地节约，防止浪费每一粒粮食。
即便连自己的口粮都省了，但在不该省的领域，周总理依然坚持“大度”。
当时周总理还兼管国家的外交工作，有外交部的同志提议要对外宾们也实行粮票制度，这样每年大约能省下8000万斤粮食。
可周总理却没有采纳外交部的建议，他在批复中写道：“新中国虽然面临着一时的困难，但困难只是暂时的，如果我们因为一时的危机而给外宾留下了不好的印象，那对新中国的未来发展非常不利。”
除了外宾，周总理也非常关心工人和知识分子的饮食情况。
他特意指出，要对高空、高危、高温、水下以及井下等重体力工作者给予额外的粮食补助，要从一般工人45斤的每月配粮恢复到60斤每月，而且不能全是粗粮，必须粗粮细粮适当搭配。
同时，为了让井下工人能够驱寒，需要额外供应酒和糖等必需品。
之后周总理又提出要给技术性干部、高级知识分子补助一定量的肉奶蛋白质，保证他们的营养需求，新中国就算再苦再累也不能苦了人才。
统筹全国、调配粮食
忧心于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，周总理夙兴夜寐、日夜操劳，他所在的中南海西花厅每晚都会亮灯到凌晨。
由于没有遇到过这种级别的粮食短缺问题，中央当时在处理问题时也是看一步走一步，摸着石头过河。
一开始，国务院和周总理只需要制定每年的粮食计划即可，地方的粮食问题由粮食部来和地方干部沟通，粮食部只需要每个月向周总理提交一次粮食报表。
等到了1959年情况开始恶化后，国务院每个季度都要制定一份专门的粮食计划，而粮食部向周总理汇报情况的频率也增加到了每旬一次。
当时间来到1960年时，国务院已经要精细到，每个月制定一次粮食计划了，而周总理会见粮食部的间隔则缩短到了短短五天。
到了1961年，中央除了要协调国内的粮食，还增加了从国外进口粮食的任务，同时又新增了一些列入中央收入的专项用粮，这就导致原来的粮食报表不再适用。
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周总理亲自设计了一份《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》。
通过这张表，可以一眼就看清中央的粮食储备以及各省的粮食调配。
一直到现在，中央安排每年的粮食调拨计划时，依然在沿用周总理当年设计的计划表。
为了彻底搞清楚粮食问题，周总理每周都会在西花厅约见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。
白天，周总理忙完了国务院的工作，晚上就会与陈国栋商谈到深夜二三点。
每次会面，陈国栋不能带助手，只能带一位副部长前去。
曾担任过粮食部副部长的杨少桥回忆当年场景时，依然记忆犹新：“...陈部长负责汇报具体数据，我负责敲算盘，总理则拿着笔亲自计算，每一笔粮食的去向、哪个地方能省一点粮食、哪个地方必须加一点粮食、各地的库存、各地的亏空......这些繁杂的数据总理都会算得一清二楚，而且也会记得一清二楚......”
那几年里，负责粮食的干部们在面见周总理时，都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。
他们不允许带助手，也不能使用“大概”“可能”等模糊的词汇，必须掌握具体的数据，否则就会在周总理面前露馅。
周总理博闻强记，知晓每一份粮食报表，如果有干部在工作上出现纰漏，总理第一时间就能找到问题。
1961年，年末的时候，周总理在广州召开粮食会议，他亲自排出表格，和地方的干部们一笔一笔计算粮食的调拨，结果发现有五千万斤粮食的缺口。
为了搞清这五千万斤粮食的去向，几个工作人员在调拨表上一个省一个省地核算，可总也算不对。
周总理看了一会，精确指出了问题的所在：“上个月开会的时候，提出要给浙江省加五千万斤的调出额，你们加上了没有？”
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，是当时有工作人员漏算了这五千万斤，现场除了周总理外竟无一人能看出这个失误。
杯酒巧借粮
1961年9月17日，周总理参加完庐山的中央工作会议后，在副总理罗瑞卿与谭震林的陪同下，来到江西省会南昌做考察。
三十四年前，周总理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南昌领导了“八一南昌起义”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，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创立革命军队的序幕。
这正是八一建军节的由来。
时隔34年故地重游，周总理的心情非常好，坐在车上看着南昌的街景，他向同车的罗瑞卿感慨道：“三十四年一晃而过，这南昌的变化真叫人眼花缭乱，我们就在这住上几天，我想好好看看这座城市的变化。”
18日晚，周总理一行人和江西省的两位主要负责人刘俊秀、杨尚奎一起吃饭。
按照周总理的吩咐，几人共坐一桌，他认为这样能够拉近距离，也方便吃饭的时候谈工作。
聊了一会，周总理主动将话题引到了粮食上，他先是夸奖道：“我这一路看下来，你们将江西省建设得很不错，江西本就是鱼米之乡，又是老革命根据地，群众基础是非常好的，我看了你们送上来的报表，今年江西的粮食产量又有提高，辛苦你们了。”
杨尚奎谦虚地答道：“没有总理的英明指导，江西也过不了粮食这一关，我们的工作还有进步和努力的空间。”
“该表扬的就要表扬，你们在江西的工作我都看在眼里，等明年中央开会的时候我还会用你们做榜样，让其他省份也知道你们的工作成效，当然了，你们也不能因此而骄傲，更不能有了一点成果就沾沾自喜。”
周总理一番话既表扬了江西干部们的优秀工作成果，也激励了他们要继续勤奋努力。
一直主管江西粮食生产的省委书记刘俊秀听了周总理的话，认为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。
他难掩激动地站起身，高举酒杯道：“周总理今日到南昌来视察工作，还夸奖我们干得好，这是我们的荣幸，就让我代表南昌的干部们，敬总理身体健康！”
然后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。
周总理突然以喝酒为由，向刘俊秀提出了三亿斤的粮食要求。
1961年的灾情尤为严重，国内大部分省份都面临粮食告罄的危机。
江西作为少数几个粮食有盈余的省份，肩负了外调12亿斤粮食的重任。
可周总理经过仔细计算后，发现还有部分省份的粮食有缺口，于是他就以考察江西省的名义，亲自到南昌来“要粮”。
刘俊秀思忖再三，低着头回道：“总理，中央交给我们的十二亿斤任务我们已经圆满完成了，这再加三亿斤，恐怕有点难度......”
一旁的副总理罗瑞卿笑容可掬地拍了拍刘俊秀的肩膀：“不就是三亿斤嘛，总理今天兴致不错，你就让总理高兴高兴吧。”
其实周总理也不是刻意为难刘俊秀与江西省，他很清楚全国所有省份的粮食产量和库存。
三亿斤虽然对江西有一定难度，但以江西省该年的余粮，绝不是什么大问题。
而且其他省份饥肠辘辘的灾民们，确实急需江西的救命粮。
迎着周总理期许的目光，刘俊秀下定了决心，他知道，如果不是因为真的有困难，周总理也不至于在这种场合开口要粮，他向总理认真拍了拍胸脯：“三亿斤就三亿斤，我们江西省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“好！”
与会的干部们齐齐叫好，周总理也笑逐颜开，他说话算话，拿起酒杯就连干三杯。
三杯酒下肚，周总理心头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，有了这三亿斤粮食，不少饥肠辘辘的百姓就能吃上热饭了。
后记
那几年，类似的事情还发生了不少，周总理为了受灾百姓的救命粮食，实在是操碎了心。
他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会事事想着百姓，事事为百姓考虑。
多亏了周总理的不辞辛劳，否则这场饥荒不知要持续到什么时候。
参考资料：
人民网：《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这个决定维护了国家信誉》
当代中国出版社：《红墙见证录：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》尹家民 著股票如何配资配资平台